1950年元旦,解放碑,鄧小平在重慶市副市長曹荻秋陪同下,檢閱慶祝解放的重慶12萬人的游行隊伍。 市委宣傳部供圖1952年7月1日,鄧小平為慶祝成渝鐵路通車題詞。中共中央西南局發出號召“建設人民的生產的新重慶”。1951年12月,重慶市政府將其作為標語刻在浮圖關。1952年7月1日,鄧小平與賀龍ddr4 記憶體在成都出席成渝鐵路通車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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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他在重慶的東水門碼頭登上前往上海的輪船,開啟了赴法勤工儉學的留學路,成為人生的重要轉折ssd固態硬碟點。1949年至1952年擔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期間,重慶也留下了他主政大西南的點點滴滴。
  昨天,是鄧小平誕辰110周年紀念日。重慶,是一個在鄧小平人生中留下重要印記的地方:用人民幣收兌銀元券平息金融風波、與投機倒把分子打“大米戰爭”來平抑物價、決定外接式硬碟修築成渝鐵路……
  由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艾新全與林明遠所著的《鄧小平在西南的理論與實踐》一書中,介紹了鄧小平主政大西南期間作出的歷史貢獻。今天,我們僅從“恢復和發展經濟”這一層面,看看這個偉人的經房地產濟思想是如何產生的。
  1949年至1952年,鄧小平主政大西南。
  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處長艾新全認為,鄧小平的經濟思想在這一時期產生,而這一時期也為後來其經濟思想的繼續發展直到改革開放後的最終成熟,提供了豐富養料。
  “鄧小平在西南時期的經濟活動,既不同於抗戰時期太行山區的一個狹小且處於敵人四麵包圍的根據地的經濟建設實踐,這時的獨立性、自主性相對較強;也不同於後來他上調中央後面向全國的國民經濟管理和建設實踐,這時主要是全局性的、戰略性的實踐活動。”艾新全說,當時的大西南是全國六大行政區之一,有230萬平方公里的廣闊地域,7000多萬人口,不發達的多層次的生產力。鄧小平在這樣一個特殊地區,主要是執行黨中央和毛主席所制定的社會經濟政策,但鄧小平在執行的過程中又根據西南複雜的社會經濟條件創造性地貫徹和發展。
  艾新全說,鄧小平經濟思想的創建,恰恰體現在創造性地執行和貫徹的實踐過程中。《鄧小平在西南的理論與實踐》一書中對此作了詳細的梳理和介紹。
  平息金融風波
  調集應急資金緩解擠兌潮
  1949年12月10日,重慶剛解放10天,中國人民銀行西南區行、重慶分行等主要金融機構正式宣告成立。重慶市軍管會發佈佈告,宣佈人民幣為唯一合法貨幣,國民黨貨幣及銀元券作廢,禁止使用。但是政府手中的人民幣卻占領不了市場。
  “原因是多方面的,除缺少貨幣手段外,突出的原因是:人民政府初建,社會秩序尚處於混亂狀態,群眾對人民幣還缺乏信任,潛伏的敵特伺機散佈謠言,蠱惑人心;社會上投機倒把分子興風作浪,城鄉形成銀元交易黑市,破壞了金融秩序。”艾新全介紹。
  為此,鄧小平做出一個決定,為減少損失穩定人心,不管群眾手裡有多少銀元券都要收兌。當重慶市軍管會發出告示“以100元人民幣(舊幣)比1元銀元券的比價收兌群眾手裡的銀元券”時,卻出現了一場擠兌風潮,全市各收兌點紛紛告急,銀行庫存減少,匯兌的人有增無減。
  劉伯承、鄧小平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聽完重慶市長陳錫聯、副市長曹荻秋的彙報後,鄧小平果斷地說:“只要能維持三天就行。我與劉司令員商定,立即調集部隊所有的款子補充庫存,再從臨近地區調集應急資金,問題可以得到緩解。”
  只調集應急資金能否擺脫困境?與會人員都很疑慮,鄧小平只好向大家交底說:“早在半個月前,已經向中央財經委員會發出加急電,電請中財委急調1000億至2000億人民幣(舊幣)空運重慶,估計這幾天就可運到。”
  很快,在銀行大樓前擠兌的人們驚奇地發現,銀行鐵門前奇跡般地堆放著成捆成扎的嶄新人民幣(舊幣),門前排隊的長龍漸漸消失。幾天后,中央派專機又給重慶送來了幾千億人民幣(舊幣),解決了西南局的燃眉之急。
  “大米戰爭”智鬥投機商
  平抑重慶物價
  1950年春節前後,重慶和成都的物價漲風突起。以重慶為例,一個月內,市場主要商品平均價格較1月份上漲1.92倍,麵粉上漲1.99倍。
  “這十分反常,以前重慶物價從未高過上海物價漲幅,但此次卻遠超上海水平。”艾新全說。
  問題出在哪裡?鄧小平多次召開財經會議商討對策。經過調查研究分析,得出結論:主要問題在於西南的收支不平衡。
  以鄧小平為主任的西南財經委員會立即採取措施來平衡收支,比如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券、收集社會閑散游資,裁軍37萬以減少財政支出,禁止銀元流通、取締黑市等。
  此外,他還發現物價波動的一個重要原因:投機商在背後囤積居奇,加上國民黨特務從中搗亂,大有擾亂西南市場的趨勢。鄧小平、賀龍決定在成渝兩地利用市場價值規律,打一場平抑物價的戰爭。
  重慶大陽溝,是當時與不法投機分子進行較量的第一線。那時,全重慶最有名頭的米販子都彙集在這裡,他們雇人排隊搶購糧店平價出售的糧食,又以遠高1倍的價格轉手拋出,造成物價波動,糧食市場緊張。
  “他們漲我們也漲,到時候讓他們吃不完兜著走。”鄧小平召集重慶市政府和糧食局的同志研究對策。他宣佈兩項措施:一、由重慶市政府對大陽溝不法糧商泰洪澤、萬金安等依法進行查處,打擊姦商的囂張氣焰;二、政府國營糧店掛牌米價也由此前的7元上調至16元一擔,各區街基層幹部出動向群眾作宣傳解釋。
  不知內情的不法糧商趁機搶購、囤積,等候再漲獲暴利。另一方面,鄧小平卻急令川東、川南行署連夜調運大量糧食進重慶,僅10多天時間,全市糧店統一掛牌:米價每擔降為7元,大量供應。糧價穩定下來,米販子驚慌失措,賠盡老本。牛角沱富民麵粉廠的老闆鮮伯良驚嘆道:“共產黨不僅會打仗,還會管理經濟,是我們工商界始料不及的。”
  兩年實現幾代巴蜀人夢想
  修建成渝鐵路
  “來日難,來日難……作難的日子是哪件?外國人占了財政路權。財政路權被他占,國民都要受熬煎。”這首《來日大難歌》,唱的是四川人民幾十年都無法實現的一個願望——修築成渝鐵路。
  “生在四川的鄧小平,對四川人民近半個世紀以來修築成渝鐵路、改變蜀道難的願望是一清二楚的。”艾新全說。
  1949年7月,鄧小平在上海與兵工專家陳修和的一次談話,更加堅定了他一定要修好成渝鐵路的決心。
  陳修和介紹說,重慶鋼鐵廠的完好設備和技術力量,完全可以年產4萬多噸鋼鐵,但國民黨政府還是把成渝鐵路的修建拿給法國人來搞,後來因為內戰又停下來。
  “成渝鐵路的準備工作做了多少?”鄧小平問。
  “鐵路線已基本勘定,不少段的路基已經鑄成,內江鐵橋的大橋墩已經修出水面。這些多可以利用,工期可以縮短。”陳修和說。
  1950年元旦一過,鄧小平在向中央報告重慶解放一個月後的情況和彙報建設新西南的計劃時,特別提出“著重於修成渝鐵路”,並詳細彙報了修築的方案。此前,在鄧小平主持下做過多次調查研究發現修築成渝鐵路既符合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又有助於經濟的複蘇,帶動鋼鐵、機械、煤炭、森工等行業的恢復和發展。
  黨中央和毛主席很快批准了修築方案,並專門調撥一億斤大米,作為工程的第一次投資。
  1950年6月15日,盛大隆重的成渝鐵路開工典禮在重慶浮圖關下西南軍區操場舉行。自開工以來,鄧小平便一直關註著工程的進展。參加當年修築成渝鐵路的原第二野戰軍老戰士孫振華回憶:“鋪成渝鐵路從大渡口開始,鋪到九龍坡時,鄧小平同志帶著他的老師汪雲松到大渡口參觀,坐的是平板車。那時根本沒有票車,只有8個平板車修這條成渝鐵路。火車冒的那個煙子,鄧小平根本不在乎,他照樣坐在那裡。”
  1952年7月1日,成都和重慶兩市同時舉行了慶祝成渝鐵路通車典禮。從這一天起,成都到重慶的距離縮短了。僅用了兩年時間,鄧小平就實現了幾代巴蜀人的鐵路夢想。
  “這條鐵路帶給西南人民的幸福是不能用數字計算的。永川的大米用火車運到重慶,運價只有從前的1/4,內江的糖運到重慶,運價也減少了2/3。成都的工商業者認為,成渝鐵路通車後,有1200多種過去不能外運的西南特產,可以大量運往華東、華北和中原。”艾新全說。
  沿線人民感謝成渝鐵路給他們帶來的幸福生活,當時還流傳一首《四唱成渝鐵路》的歌,其中有一句唱到:“西南解放才半年整,修路就動了工,人民政府的好領導,堅決要把路修通……”  (原標題:鄧小平經濟思想在大西南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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